快乐老人报：退休高工被讽不如摆地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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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一辈子企业高工，退休待遇还不如机关单位的司机和门卫。”16日，湖南长沙曙光电子管厂的退休高工张永兴带着一叠材料来到快乐老人报。这位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上海交大的高级工程师，已为高工待遇呼吁了近20年。
　　
　　快乐老人报“全国两会民意直通车”自13日开通以来，至18日已接到百多个电话几十封邮件，其中企业高工的退休待遇低是焦点问题之一，全国政协常委张大方将把快乐老人报读者的诉求带进全国两会。
　　
　　同学夫妻退休待遇差3倍
　　
　　张永兴自己是退休高工，但他说，他的同事龙菊元的故事更具有代表性。龙菊元和丈夫是在西安交大读书时的同班同学，60年代一同分配到大型国营企业工作。
　　
　　到80年代，龙菊元的丈夫调入政府机关工作，工资收入几乎没有差别。1999年退休，他们才发现待遇的差距。2000年，龙菊元丈夫的收入是她的1.6倍。到2008年，她丈夫的退休金已达4104元，是她的4倍，现在差距更大。
　　
　　连教育子女都缺乏说服力
　　
　　家住湖北武汉台北路的秦家华也是退休高工。因为养老金太低，他连教育子女都缺乏说服力。秦家华跟子女说要上进，好好读书，不料子女却反驳：“你读过两个大学，是高级工程师，奉献一辈子，退休工资还不如摆地摊的。”
　　
　　秦家华说，自己一位同事的孩子，立志毕业后考公务员从政，他讥讽父母：“你们搞科研搞了一辈子，现在一个月才一千多元，我坚决不去企业！”
　　
　　高工诉求将带进两会
　　
　　像张永兴、秦家华这样的高工，全国共有70多万。他们中不乏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部委先进工作者，无一不具有副高以上技术职称。
　　
　　“这不仅是社会保险的问题，而且是社会公平的问题。”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张大方指出，妥善解决退休高工的待遇，让他们安度晚年，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他连续3年递交过相关提案，并对全国1.4万多名高工做了调研。“我觉得这问题，需要国家发改委、人社部、财政部、国资委等部门联合解决，要将国企利润作为国企退休科技人员养老金来源的一个重要部分。”
　　
　　今年，张大方将把快乐老人报读者关于企业退休高工待遇低的诉求带到北京。（撰文/快乐老人报两会特别报道组）
　　
　　全国两会民意直通车·刘霞说事
　　
　　企退高工养老待遇可单列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快乐老人报邀请读者代表、社会专家、全国两会代表或委员，以访谈的形式关注读者最关心的养老问题。本期，我们请到湖南衡阳读者何海兰、湖南长沙读者张永兴、全国政协常委张大方、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就“企退高工待遇低”问题进行探讨。（撰文/快乐老人报两会特别报道组）
　　
　　说到企退高工养老困境，不得不提到去年两会前，温家宝总理在和网民交流时说过的话——我深知，他们心中还有不平，他们生活还有困难。
　　
　　可惜，再多的不平也还压在心中，问题的解决方案至今还在路上。
　　
　　高工以前都是国家干部
　　
　　主持人：何老，您现在每个月的养老金是多少？
　　
　　何海兰：我们曾经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在学校里学习好，是尖子生，才被挑到厂里面的。但是上世纪90年代后，身份变成了普通工人。我和老伴都是从湖南衡阳272厂退休的，都是高级技术人员，现在，我的工资是1950元，老伴则不到2100元。人们常说“知识无价”，可它体现在哪里？
　　
　　张大方：企业退休科技人员，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国家和各部委所属大学毕业，由国家指令分配到国企工作的。这些高级工程师的人事关系历来隶属于省、市委组织部和人事局，属干部编制。然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国家取消企业干部编制、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以后，并没有将科技人员与普通工人区分开来，这太说不过去了。
　　
　　夏学銮：当时采用的是“一刀切”的方式，有点武断，其导致的一个不良后果就是，企退高工待遇不如机关清洁工，知识分子都不敢去与工农相结合了，大家都愿意待在学校，待在机关。而我国一直是鼓励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因为知识分子运用自己的智慧服务生产第一线，能促进企业的技术更新，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
　　
　　高工成企退人员维权先导
　　
　　主持人：这些年，企退高工争取提高养老金的事情在全国多有发生，比如签名发公开信、成立退休高工维权网站，但效果并不好。
　　
　　张永兴：1963年我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分到长沙一个电子厂，1999年退休时养老金是592元，现在也只1865元。最近几年，我和几个从企业退休的高级工程师一起，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部门反映。我们还曾就待遇问题，联名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韩启德在亲笔回信中表示：来信反映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普遍的、严重的问题。
　　
　　夏学銮：企退高工向全国政协委员或全国人大代表，反映待遇低的问题，我觉得相当好。这个问题，是体制不当造成的，国家应该重视企退高工的正当诉求。在维权方面，我不建议采用闹事的方式，因为这个问题用体制外的方式解决，是收不到成效的，也容易使社会问题尖锐化。
　　
　　张大方：我多次在全国两会上提交《关于提高国企退休科技人员退休金的建议》的提案，但是从提案办理和最后的实施情况来看，效果仍然不是很理想。今年，我会再次提交这个提案。
　　
　　根据学历和贡献衡量养老金
　　
　　主持人：去年两会前，温家宝总理在和网民交流时说道：“同样的学历，甚至是高工、高学历，退休工资都比自己在机关的同学、同行要低，这个现象是不合理的”，这表明国家已经注意到了“企退高工待遇低”问题。
　　
　　何海兰：近些年，国家接连调整企退人员养老金，并且在调整时提出“要注意向具有高级职称的退休科技人员适当倾斜”；但是，国家并没有规定要“倾斜多少”、“多久倾斜一次”。拿我来说，有几年是多加了80来块钱，有一年加了100来块钱，这个数字怎么来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张大方：企退高工养老金的问题之所以迟迟难以得到根本解决，难就难在养老金的来源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这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统一行动，拿出勇气着力消除体制性障碍和发展多种途径筹集中央财政养老金，比如可以把部分国企利润拿出来，作为国企退休科技人员养老金来源的重要部分。
　　
　　夏学銮：还是要制度化解决，我觉得国家在安排退休待遇时，应该把知识分子单列出来，不管是企业、事业单位还是机关退休，都应该根据学历、实际做的工作、给社会作的贡献等统一进行衡量并确定养老金数额。我注意到广东珠海有企退高工建议当地成立企退高工办公室，解决当地企退高工待遇低的问题。这是一种变通的做法，但我还是主张从政府层面来统一解决。现在中国的经济很发达，中央政府完全可以下文，明确规定企退高工要和其它行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享受一样的待遇，如果钱不够，可以中央拿一半，地方拿一半。